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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元璋杀功臣--明代的“胡党”、“蓝党”冤案
2006年11月15日12时37分   中安在线

  《汉书》中有一段从韩信嘴里说出来的话:“狡兔死,走狗烹;高鸟尽,良弓藏;敌国破,谋臣亡。“说的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,大杀功臣的事,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。尽管刘邦有不得已的苦衷,但还是遭致后人无穷的非议。如果把他与朱元璋相比,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。刘邦不过是在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势下的一场武装反击,朱元璋则是在并无反叛迹象时精心策划一场又一场大屠杀,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,把被杀的人一概加上“胡党”、“蓝党”的帽子。

  所谓胡蓝党案,即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,作为一种历史现象,其本质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,大开杀戒,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。开国皇帝杀功臣,一向是敏感话题。

  首先触及这一话题的是吴晗,1934年他在《燕京学报》上发表了《胡惟庸党案考》,广泛收集史料,进行严密细致的考证,把已经变得扑朔迷离的胡惟庸党案的真相揭示出来。他说:胡惟庸党案的真相到底如何,即使明朝人也未必深知,这原因大概是由于胡党事起时,法令严峻,著述家多不敢记载此事。时过境迁以后,实在情形已被湮没,后来史家只能专凭《实录》,所以大体均属相同。他在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胡惟庸党案的要害:“胡惟庸的本身品格,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。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。一方面深虑身后子懦孙弱,生怕和自己并肩起事的一班功臣宿将不受制驭,因示意廷臣,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,胡案先起,继以李案,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。胡惟庸的被诛,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。”然而几十年后他修订出版的《朱元璋传》,却见不到如此锋芒毕露的分析了,只是在书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,回避了这个尖锐而又敏感的话题。当然他也有他的难处,生怕引起新朝当权者的猜忌。但是历史是无法回避的,读明史首先就会遇到这个问题。对于一个历史学家,不存在甚么该讲甚么该回避的历史现象,秉笔直书历来是史家的基本史德。

  直白的说,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是朝廷高层权力较量的必然结局。由于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开国元勋的特殊贡献与特殊地位,势必形成相权与将权分割皇权的现象,这对于朱元璋这个权势欲极强,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,是无法容忍的。此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权旁落,而那些文臣武将们以为开国有功,趾高气扬,飞扬跋扈,如果不加以制服,那么他的子孙继位之后,局面将会不可收拾。这样,矛盾激化了。朱元璋抓住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——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——开刀,然后蔓延株连,把那些威胁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,以及那些并不威胁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,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处死,形成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页。

  当然,开国元勋并非没有问题,不少人居功自傲,肆无忌惮,确实是不争的事实。洪武六年,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犯法,凌暴乡里,地方官奈何不得,十分不满,特命工部制造铁榜,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:凡是公侯家人倚势凌人,侵夺田产财物,私托门下影投差徭者,处以斩刑。这种做法似乎和战国时代的“铸刑鼎”有点类似。法律条文要用铁榜这种古老的形式来公布,一方面说明那些被封为公侯的开国元勋们依仗功劳权势而违法乱纪,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:另一方面说明主张“治乱世用重典”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们过于放肆。在这个禁令中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要毫不留情地予除的信号。

  朱元璋成为开国皇帝后,昔日的谋士二李善长出任左丞相,猛将徐达出任右丞相,徐达带兵在外作战,实权操于李善长之手。

  李善长是在朱元璋攻略滁阳后,接纳下来的谋士,在帅府决断进退赏罚章程。朱元璋称吴王时,他出任右相国,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。洪武元年顺理成章地担任左丞相,封韩国公,在朝廷上位列第一,当他的儿子被皇帝招为驸马后,权势更加显赫,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。朱元璋对于淮西集团权力过于膨胀,从而威胁到他的皇权,是有所提防的。他有意撤换李善长,为此向刘基请教合适人选。

  刘基,字伯温,浙江青田人,以元末进士出任地方官。朱元璋打到浙东后,礼聘他为谋士。足智多谋的刘基向他的主公提出削平群雄的谋略——先图陈友谅,后取张士诚,再北伐中原,帮助朱元璋成帝业,其功劳并不逊色于李善长。由于他不是淮西集团中人,开国后大封功臣时,只封为诚意伯,岁禄240石,与李善长封为韩国公,岁禄4000石,相去甚远。而且他只不过是御史中丞(御史台的副长官),并无多大实权。

  朱元璋对刘基颇为信任,为了撤换李善长,另择丞相人选,而征求他的意贝,君臣之间有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话:

  刘基虽然受到李善长的排挤,仍然出于公心劝导主公不要撤换李善长:“善长勋旧,能调和诸将。”

  朱元璋说:“是数欲害君,君乃为之地耶?吾行相君矣。”

  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,难以在朝廷施展手脚,坚决辞谢。

  朱元璋又问:杨宪如何?

  刘基并不因为与杨宪有私交而说昧心话:“(杨)宪有相才,无相器。夫宰相者,持心如水,以义理为权衡,而己无与者也,(杨)宪则不然。”

  朱元璋又问:汪广洋如何?

  刘基说:“此偏浅殆甚于(杨)宪。”

  朱元璋又问:胡惟庸如何?

  刘基说:“譬之驾,惧其偾辕也。”在刘基看来,胡惟庸最为糟糕,好比一匹劣马,叫它驾车,必然会翻车坏事。

  朱元璋见以上人选都不合适,再次邀请刘基出任丞相:“吾之相,诚无逾先生。”

  刘基再次推辞:“臣疾恶太甚,又不耐繁剧,为之且辜上恩。天下何患无才,明主悉心求之。目前诸人,诚未见其可也。”

  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,选择了胡惟庸——一个远不如李善长善于出谋划策,却精于拍马奉承玩弄权术的小人。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同乡(都是定远人),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。洪武三年,因李善长的提携拜中书省参知政事,不久代汪广洋为中书省左丞。以后又拜右丞相,继而为左丞相。由于他逢迎有术,深得朱元璋宠信,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。正如《明史》所说:“帝以(胡)惟庸为才,宠任之,惟庸亦自励,尝以曲谨当上意,宠遇日盛。独相数岁,生杀黜陟,:或不奏径行。内外诸司上封事,必先取阅,害己者匿不以闻。四方躁进之徒,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,馈遗金帛名马玩好,不可胜数”活脱脱一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嘴脸。大将军徐达得悉他的奸猜行径,深恶痛绝,把他的劣迹上告皇帝。胡惟庸得知后,引诱徐达府上的门房,企图加害徐达,虽然未能得逞,此人心计毒辣的小人心态却暴露无遗。他自恃与李善长关系非同一般(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为妻,结成姻亲);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,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。

 刘基鉴于在朝廷难以立足,于洪武四年告老回乡,怕遭致政治灾祸,索性隐居山中,不再与闻政汉,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,口不言功。他想逃避现实,但政治斗争的漩涡仍然把他卷了进去。胡惟庸获悉刘基曾在皇帝面前说他无能,怀恨在心。当时胡惟庸以左丞掌中书省事,指使亲信官员攻击刘基,无中生有地诽谤刘基用有“王气”的十地营造自己的坟墓,图谋不轨,刺激朱元璋的猜忌心理。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,刘基被剥夺了官禄。刘基惧怕带来更大的祸水,赶赴南京当面向皇帝请罪,并且留京不归,以明心迹。不久胡惟庸当上了左丞相,刘基大为悲戚:“使吾言不验,苍生福也。”从此忧愤成病,没有多长时间就死去了。关于刘基的死因,后来胡惟庸案发,有人告发说,刘基是胡惟庸毒死的。

  对于刘基的死,孟森十分感慨地说:刘基的归隐,实为惧祸,激流勇退。(朱)元璋视其为张良,因而他俩之间知无不言,言听计从。刘基每遇急难,勇气奋发,计划立定,人莫能测,(朱)元璋每恭己以听,呼为老先生。然而激流勇退尚且不免于祸。

  朱元璋后来与刘基的儿子谈起此事,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“胡党”身上。他说:“刘伯温在这里时,满朝都是党,只是他一个不从,吃他每蛊了。”那意思是说刘基是被“胡党”毒死的。他还说:“刘伯温在这里时,胡家结党,只是老子说不倒。”朱元璋公开对外也是这样说:“后来胡家结党,(刘基)吃他下了蛊。只见一日(刘基)来(对)我说:上位,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,谅看不好。我朝人送他回去,家里死了。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,说道涨起来紧紧的,后来泻得瘪瘪的,却死了,这正是着了蛊了。”一口咬定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。但是据吴晗考证:“刘基被毒,出于明太祖之阴谋,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,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。”如果吴晗的考证正确,那么刘基的死,就更具有悲剧色彩。朱元璋对亲信存有二心,连视为张良的刘基也不放过,却轻信胡惟庸,听任他胡作非为,又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凭他的权力威望,“胡家结党”他真的“说不倒”吗?后来终于对胡惟庸下手,其实也是对亲信存有二心的逻辑发展。

  胡惟庸的专断独行,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明朗化了。胡惟庸之前,李善长小心谨慎,徐达经常带兵在外,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,相权与皇权的矛盾不甚明显。胡惟庸为相七年,大权独揽,使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,除了剪除别无选择。

  洪武十三年,朱元璋宣布以“擅权植党”罪处死胡惟庸。以“擅权植党”罪处死胡惟庸绰绰有余,要以它来罗织一个“胡党”,株连一大批功臣宿将,却未免牵强附会。

  为了把罪网罗织得更大,奇怪的事情发生了,在胡惟庸死后,他的罪状逐步升级,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,是要置那些“胡党”于死地。明代的心腹大患是“北虏南倭”,由此着手制造罪状最具杀伤力,于是乎胡惟庸死后罪状升级为“通倭通虏”,用它来株连开国元勋。平心而论,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,但受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大批功臣完全是无辜的。胡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,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的,行为跋扈的大臣,都被加上“胡党”的罪名,处死抄家。

  洪武二十三年,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,罪状又升级为“谋反”。朱元璋唆使亲信精心策划,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,串通谋反。看得出来,朱元璋要借此除掉李善长,他冠冕堂皇地说:“(李)善长元勋国戚,知逆谋不发”,“狐疑观望怀两端,大逆不道”。这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。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及其一门七十余人被杀,纯属冤案一桩。一年以后,解缙上疏为其申冤,他起草的《论韩国公冤事状》,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,大意是: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,是第一勋臣,假使帮胡惟庸成事,也不过如此,况且他已经年迈,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,何苦如此!朱元璋看了以后,无话可说,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。

  与此同时,朱元璋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、费聚、赵雄三名侯爵,串通胡惟庸。“共谋不轨”。一场“肃清逆党”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,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。为了平服人心,朱元璋特地颁布《昭示奸党录》,株连蔓延达数年之久。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“浙东四先生”也未能幸免,叶以“胡党”被杀,宋濂的孙子宋慎也牵连被杀,宋濂本人则贬死于四川茅州。

  后世史家对胡惟庸党案颇持怀疑态度。王世贞就对胡惟庸“谋反”之说表示难以相信。

  谈迁说得更加明确:“惟庸非叛也”,乃“积疑成狱”,可谓一语道破。

  蓝玉党案也是如此。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(小舅子),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杀敌,所向披靡,堪称常胜将军,战功显赫。洪武二十年升为大将军,两年后进封谅国公。皇恩浩荡之下,蓝玉忘乎所以,骄横跋扈,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将权与皇权的冲突。于是,剪除的网罗正在悄悄逼近。洪武二十六年,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“谋反”,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“藉田”仪式时,发动兵变。装模作样审讯的结果,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,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。为了显得名正言顺,朱元璋特地下手诏,颁布《逆臣录》,其中包括一公、十三侯、二伯。

  从保留下来的《逆臣录》可以一眼看出,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。陈四益《罗织的证据》一文对此嘲讽道: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,留下了许多破绽。比如,一个名叫蒋富的招承,说是蓝玉出征回来,请他吃酒,在酒席间,蓝玉对他说:“老蒋,你是我的旧人,我有句话和你说知,是必休要走了消息。如今我要谋大事,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,你回去到家打听着,若下手时,你便来讨分晓,久后也抬举你一步。”这个“老蒋”是谁呢?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网户。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,说是因为出征回家,前去拜见,蓝玉对他们说,要成大事,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,听候接应,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。这个张仁孙是谁呢?当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。蓝玉如果真想谋逆,自然应当十分谨慎,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,哪里有见人就说的道理?何况还是些无足轻重的打鱼网户和染匠。仅此一点,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怀疑。《逆臣录》是如此这般炮制出来的,目前已经散佚的《昭示奸党录》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  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,所以无法牵连进“胡党”,他死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,当然与“蓝党”无关,但是他也没有幸免。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,按中医的说法,忌吃蒸鹅。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。徐达心知肚明,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,只好当着来人的面,流着眼泪吃下蒸鹅,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。曾经向朱元璋建议“高筑墙,广积粮,缓称王”的朱升,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,众醉而独醒,洪武三年就申请告老还乡,还是顾虑与儿子朱同难保平安无事,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“免死券”。

  第二年,朱升寿终正寝,享年七十二岁。他的儿子朱同却并未得到“免死券”的庇护,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——赐自缢。令人唏嘘不已!

  开国功臣惨遭大屠杀后,朱元璋才说:“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。”其实已经杀得差不多了,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。

  一个出身卑贱的游方僧,当了皇帝以后,权势欲如此强烈,丝毫容不得对皇权的潜在的威胁,大张旗鼓地罗织罪状,杀戮功臣,必欲“除恶务尽”方才罢休。纵观历史,这样的大屠杀恐怕算得上绝无仅有之事。个中缘由值得每个读史者细细玩味。

来源: 教育论坛    
编辑: 实习生:李雪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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